《公共政策概论》第七章 3.1 公共政策决策的模型
社会因素一般都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为了从本质上掌握与认识事物的规律与基本特性，需要经过科学的抽象，提炼出反映事物基本特征的模型。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出各种政策决策模型。
完全理性决策模型
有限理性决策模型
渐进决策模型
子系统决策模型
集团决策模型
精英决策模型
公共选择决策模型
完全理性决策模型（Pure Rational Model of Decision-making）的理论前提是决策者是“经济人”，他们总是追求以最小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利益和最佳的活动效果。
这种模式通常包含了下列基本内容：①决策者面临的是一个既定的问题，该问题同其他问题的区别非常明显，或者至少同其他问题相比，它是最重要的。②决策者选择决定的各种目的、价值或目标是明确的，或是希望利益最大，或是希望损失最小，而且可以依据不同目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③决策者有可供选择的两个以上的方案，面对这些方案，通常在逐一选择的基础上，选取其中一个。假如方案基本是相同的，通常会做相同的决定。④决策者对同一个问题会面临着一种或多种自然状态。它们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控因素。（5）决策者会将每一个方案，在不同的自然状态下的受益值（程度）或损失值（程度）计（估）算出来，经过比较后，按照决策者的价值偏好，选出其中最佳者。
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所追求的是以最小的代价解决最大的问题，在实际的政策决策中很难实现。赫伯特•西蒙认为，完全理性决策模型的假设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其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三点：①因最优的标准不一，因此一个完全客观的最优是不存在的。②即使存在最优，短时间内很难用完全的信息把它找到。③事物在不断变化，即使在长时间内找到最优，得到的最优事物的演变很可能已不是最优。西蒙试图修正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提出有限理性决策模型（Bounded Rational Model of Decision-making）。
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是一种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信息，通过不断搜索，得出满意的政策方案的决策方法。在有限理性决策中，决策者得到的是有限的决策资源和决策信息，然后进行对策搜索，将搜索出的方案逐个进行比较，直到找出满意对策才停止搜索。
西蒙认为，决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导致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三个：①组织内因需要实行联合决策而冲突；②个人对实际认识上的差别会产生冲突，认识的差别还会影响到冲突的程度；③组织成员的目标不同也会产生冲突。
为此，西蒙提出了四种解决冲突的方式：①要确定一个满足共同准则的解决问题的办法。②用劝说的方法，改变个人目标，使之与组织目标一致。③当目标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可改变时，可采用协议方式。④与协议性质相似，可使用权术来解决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所以，因个人不能做出决定所引起的利益冲突，主要采用前两种方式；因组织冲突所导致的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主要采用后两种方式。
渐进决策模型（Incremental Model of Decision-making）的倡导者是林德布洛姆。在批判理性决策模型的基础上，林德布洛姆与布莱布鲁克（Braybrooke）、伍德豪斯等人一起提出了“断续渐进主义策略”“党派相互调试”，以及包括适应性调试和支配性调试的“连续有限比较”等决策方法。理性决策模型与渐进决策模型的比较如表7-3所示。
| 理性决策模型 | 渐进决策模型 |
首先设定目标，然后考虑政策 | 目标与手段同时加以考虑 |
“好”的政策就是最适合于理想目标的政策 | “好”的政策就是所有的行动者能够达成一致结果 |
政策分析是综合性的，所有选择的一切后果都予以考量 | 分析是选择性的，目标就是好的政策，没有最好的政策 |
理论得到全面应用 | 与相似问题的比较得到广泛的应用 |
与理性决策比较起来，渐进决策模型（如图7-2所示）具有如下优势：一是降低了决策活动的复杂性。渐进决策并不考虑所有的决策方案，只是考虑那些与现行政策具有微小差异的决策方案，也不去权衡比较决策的全部后果，另外也不期望区分事实和价值，不注重同时对价值与事实、手段与目的进行分析。二是降低了决策的成本耗费。三是在对有具体目标的政策作决策时更具有可行性。四是渐进的政策变迁能够避免政策失误。可见，渐进决策模型既是对实际决策如何做出的恰当描述，也是有关决策应该如何做出的一种理论阐述。
子系统决策模型（Sub-system Model of Decision-making）的倡议者是约翰•福里斯特（John Forester）以及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该模型认为，对管理者来说，“怎样做才算是理性的”取决于他们的工作环境，即决策类型和决策者所作决策的种类因议题和制度背景的差异而不同，政策和理性只有在具体的政治和组织环境中才能得到判断。
在政策子系统的复杂程度和限制条件的严格程度同时约束下，可以采取的决策类型主要有四种（如表7-5所示）：一是渐进调整型决策。具有高政策子系统复杂性与对决策者有严格约束时的情形。在这种状况下，很少会期待大范围、高风险的决策。二是理性探求型决策。在政策子系统简单、限制条件少的时候，可能会进行更加正统的理性探求，以期产生新的、可能的重要变革。三是最优化型决策。当子系统复杂同时限制条件较少时，便可能产生该种决策类型。四是满意型决策。当对决策者限制很严格但政策子系统简单时，便可能产生该种决策类型。
| 政策子系统的复杂性 | |||
限制的严格性 | 高 | 渐进调整 | 充分探求 |
低 | 优化调整 | 理性探求 | |
集团决策模型（Group Model of Decision-making）是由戴维•杜鲁门在《政府过程》中提出的。集体决策模型的核心观点是将所有重大的政治活动都描述为利益集团及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争斗，政策制定被视为一种处理来自各自利益集团的活动，政策则是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相互作用，以及彼此协商、约定和妥协的产物。该模型以集团理论为基础，而集团理论是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西方政治学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影响。
集团决策模型包括多个要素：
（1）利益集团，就是具有共同态度的团体向社会中的其他团体提出主张，旨在建立、维持与增进共同体利益。
（2）利益要求，就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正式或非正式地结合成某团体，以便向政府提出各自的需求。
（3）政治性集团，当利益共同体向政府任何机关提出利益主张时，它们便成为政治性的团体。
（4）集体地位及影响力。个人在政治上如要有其重要地位，就必须代表集团利益而行为，因此集团便成为个人与政府间的重要桥梁。而集团影响力的大小则取决于成员的多少、财富的多寡、组织能力的强弱、领导能力的高低、与决策者的接近程度以及团体内部的凝聚力等诸因素。
（5）政府决策。“政治就是意在影响公共政策的集团间的斗争”，集团间的交互影响是政治活动的中心事实，公共决策过程实际上是集团间争取影响的过程。此时，为了控制集团冲突，政治系统主要具有以下几项任务：建立集团竞争的规则，安排妥协与平衡利益，以制定公共政策的形式规定妥协的方式，执行妥协以解决团体间的冲突。
（6）决策体系平衡。整个利益集团系统就是政治系统本身，它通过以下三方面力量保持平衡：大量潜在的集团，阻止大量交叉重叠的集团成员过多地偏离集团主导价值，团体间的制衡。正是由于这些力量的交互作用，基于冲突但能实现妥协折中的公共决策才得以产生。
（7）政策实质。政策主要是占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利益的反映，它是各种集团之间竞争后所造成的均衡。（如图7-3所示），这种均衡取决于各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影响力，随着影响力格局的变化，政策也就随之改变，但总是变得有利于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
精英决策模型（Elite Model of Decision-making）由托马斯•戴伊和汤姆逊（Thomson）等人提出的。精英决策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那些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人物的偏好和价值观的反映。公众对于公共政策是冷漠的，一切信息极为有限，在公共问题的塑造方面精英对于大众舆论的影响远大于大众对精英看法的影响。因而，公共政策实际上就成为精英价值偏好的结果。公共官员行政管理者仅仅是执行由精英所做出的决策，政策是从精英流向大众，而不是相反的。
精英决策模型（如图7-4所示）给人们带来的新认识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政策价值决定。第二，政策问题确定。第三，政策变迁的动力。第四，决策本质。第五，政府定位。第六，政策过程流程。
公共选择决策模型（Public Choice Model of Decision-making）又称为模拟市场决策模型。该理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詹姆斯•布坎南和丹尼斯•缪勒（Dennis Mueller）等人提出，是一种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决策过程中传统问题的“新政治经济学”。
该理论基于三个基本假设：
（1）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与自利的最大化者，都以成本—收益为行动基础，“政治人”与“经济人”一样，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行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以自利为行动原则。
（2）交易政治学假设。政治领域的基本活动是个体、团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过程，但与经济的交换不同，政治中通过交易形成的是协定、契约、规章、条例等公共物品，政治交换是集团之间的交换，政治交换是服从与统治的交换（公共选择决策模型在政党竞争中的应用如图7-5所示）。
（3）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假设。因为个人是政治决策的基本单位，政府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而是个人活动的集合体，以及个人主义是评价一切行为的出发点。
公共选择决策模型主要包括以下主要方面：
第一，决策分析的核心假设
政治行为者，不论是决策者还是投票者，都会被自利动机所引导而选择一项对其最为有利的行动方案。
第二，决策活动中的角色
投票者更像是一个消费者；压力集团可以被看作政治消费者协会或一定程度的合作者；政党成为企业家，他们的竞选方案旨在与选民交换选票；政治宣传等于商业广告；政府机构就是公共公司，他们依靠动员和获得充分的政治支持以掩盖成本。
第三，交易性决策活动的结果
由于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等）和公民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在决策中都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决策活动这种政治交易过程（也即是政府决策行为）易于导致“政府失败”，包括政府公共决策失误、政府机构工作低效率、政府扩张以及政府寻租活动，为此需要进行宪制改革，减少福利国家的浪费以救治“政府失败”。
第四，决策方式的更新
决策者与选民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行政决策往往被某一特殊利益团体操纵而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要改变选民需求显示不充分的状况，就需要采取新的决策方式（如全体一致规则、最优过半数规则、过半数规则、互投赞成票、投否决票等 ）以改变这种决策格局，使政治家、官员的决策与选民之间的理性偏好达到较为接近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