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概论》期末网考综合练习题 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一、单项选择题

1、公共政策是（ A    ）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

A．政府　  　    B．企业　　

C．个人         D．社会组织

2、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 C   ）

A．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

B．公共政策是一种具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 

C．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

D．凡是政府决定做的或者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

3、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是（A    ）

A．利益      B．权力    

C．公共      D．权威

4、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利益做（ B   ）的分配。

A．强制性      B．权威性    

C．限制性      D．利益性

5、公共政策的本质是（  D   ）的集中反映。

A．公共权力                B．社会需求   

C．集体利益                D．社会利益

6、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不包括（  B ）。

A、整体性                 B、系统性

C、层次性                 D、超前性

二、多项选择题

1、公共政策是政府在对全社会公共利益进行（  ABCD    ）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

A．选择      B．综合    

C．分配      D．落实    

2、社会利益的内容包括（  ABC      ）

A．社会分享性的公共利益      B．组织分享性的共同利益    

C．私人独享性的个人利益      D．集体分享性的个人利益

3、利益的动态性包括（ ABCD  ）

A．利益选择      B．利益整合    

C．利益分配      D．利益落实

4、政策的导向是（  BD    ）的导向。

A．文化      B．观念    

C．条件      D．行为

5、公共政策的导向功能的作用形式包括（ BC   ）

A．客观引导       B．直接引导    

C．间接引导       D．主观引导

三、判断题

1、学者罗伯特·达尔指出“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   ）

答案：×

2、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包括导向功能、调控功能与分配功能。（   ）

答案：√

3、“政策”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差别就体现在“公共”二字上。（    ）

答案：√

4、社会公共事务应该包括政治性公共事务、经济性公共事务和法律性公共事务等。（    ）

答案：×

5、伍德罗·威尔逊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     ）

答案：√

6、美国学者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种。（    ）

答案：√

7、公共政策科学在西方经历了创建、形成、自我批判反思和拓展新的研究方向等几个阶段。（     ）

答案：√

8、公共性是公共政策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     ）

答案：√

四、名词解释

1、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通过对社会中各种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在追求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

2、公共政策的功能：是指公共政策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3、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既是“多数人”的公共性，同时又是“少数人”的公共性，一方面它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另一方面它也应当尽可能地保护少数；在对强势群体特别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强势群体加以限制的同时，也应该对具有正当的利益要求的弱势群体加以保护。

4、利益选择：政府对利益的分配，不是任意的、无的放矢的。作为公共权力的占有者，政府把利益分配给谁，首先源于政治统治的目的。政府要选择那些与政府的价值取向一致的社会群体作为分配对象，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

五、 简答题

1、 为什么说“利益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

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语录，以说明利益研究对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①“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②“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指英、法）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③“‘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④“每一个既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

 ⑤“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⑥“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

⑦“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⑧“‘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

2、 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

（1） 阶级性。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构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制定的行为规范，是政府政治行为的产物。政府是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的核心工具。政府的政策要符合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现行政治统治的需要，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反映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2） 整体性。公共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在政策的内容与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政策过程中。一个理想的政策过程，基本包括了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价和调整等多个环节，不同的环节之间相互联系，共同对政策的质量发生作用。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以及政策过程诸环节的整体作用，除取决于自身的联系之外，还与政策环境密切相关。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政策过程诸环节的变化，同时也将导致政策及政策体系的变化。为保证政策机制的运行，我们需要注意政策内容、政策过程与环境之间的整体作用。

（3） 超前性。任何政策都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即解决政策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结果和状态。先进的政策目标，决定了政策应是超前的。政策的超前性，不仅是保证政策稳定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合理分配社会利益的有力保证。

（4） 层次性。政策作为政府行为的产出项，根据不同层次的政策主体，会具有不同规格。按照权力主体来划分，政策包括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从内容上看，政策体系中的各项政策，也有不同的层次关系，可划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等。尽管不同的政策间是相互联系的，但不同类型的政策之间并非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有主次之分的。

（5） 多样性。公共政策的多样性，显然源于政策的“公共”特征。现代政府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由政府职能的日益拓展所决定。

（6） 合法性。政府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法人行为”。体现政府行为的政策，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性质。它的规范作用，与社会上一般所讲的道德规范不同。它既要依靠社会舆论来维持，更要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来监督执行，因为政策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思想。

（7） 公共性。公共政策是政府用来处理或解决公共问题或公共目标的，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也是公共政策形成与发挥作用的逻辑基础。

3、 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

公共政策的功能是指公共政策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依据我们的理解，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主要包括导向功能、调控功能与分配功能三种。

（1） 导向功能：为解决某个政策问题，政府依据特定的目标，通过政策对人们的行为和事物的发展加以引导，使得政策具有导向性。

（2） 调控功能：公共政策的调控功能是指政府运用政策，在对社会公共事务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 分配功能：公共政策应具有利益的分配功能。这种功能需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将那些满足社会需求的资源（即利益）向谁分配？如何分配？什么是最佳分配？

4、 哪些人群容易从公共政策中获得利益？

在通常情况下，下列三种利益群体和个体，容易从公共政策中获得利益：

（1）与政府主观偏好一致或基本一致者。政府是政策制定的主体，自然也是利益分配的主体。政府显然愿意把社会利益分配给自己的拥护者，而不是反对者。现实中常有这种情况，那些口头或表面拥护而实际上反对政府偏好的人，也同样会从政府手中获得同等的利益，甚至更多的利益。

（2）最能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者。公共政策的利益取向，要求必须明确谁是政策的受益者。对于任何一届政府来说，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总是第一位的。判断一项政策的好与坏、正确与错误，首先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言而喻，其行为体现生产力发展趋势者，必然会从政策中获益。

（3） 普遍获益的社会多数或绝大多数者。一项政策的实际效果，取决于该政策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利益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的各种利益群体与个体，会自觉不自觉地拥护和执行政策，促使政策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一致。一般来说，在特定时期内政策受益的人越多，发生政策偏离的可能性就越小。

5、 公共政策在美国诞生的现实条件。

公共政策学科首先在美国形成并获得巨大发展，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曾指出，公共政策学之所以诞生于美国，是因为美国“的确具有适合公共政策学生长的土壤”。所谓适合公共政策学生长的土壤是指当时的美国社会所具有的三种特别因素：普遍流行的行为主义方法、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接受政策替代方案的文化。正是这三种社会文化因素构成了公共政策学在美国诞生的现实条件。

（1）第一个因素是普遍流行的行为主义方法。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行为主义的研究浪潮在美国流行开来。两股力量推动了行为主义在美国的发展。一股力量是一批祟尚实证分析的犹太学者为美国政治学研究注入行为主义活力。另一股力量是一些财团通过出资支持对美国的政治行为进行研究。

（2）第二个因素是日益加剧的社会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美国的社会问题日趋增多。政治学家、科学家和学者们一方面对政府的错误政策提出猛烈的抨击，另一方面也提出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系统进行研究和改进。

（3）第三个因素是接受政策替代方案的文化。日本学者在考察美国总统竞选中选民的投票倾向时，发现美国人具有从“党派投票倾向”向“问题投票倾向”转变的文化。

六、论述题

   1、试述公共政策的本质。

公共政策的本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一）“利益”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语录，以说明利益研究对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①“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②“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指英、法）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③“‘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④“每一个既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

 ⑤“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⑥“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

⑦“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⑧“‘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

（二）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

我们认为，假如一定要把公共政策理解为“它是对整个社会价值所做的权威性分配”的话，那么为避免对“价值”一词有宽泛的理解，同时又能突出公共政策的本质，不如把“价值”改为“利益”。也就是说，公共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集中反映。政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群体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输入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对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社会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反映。

政府常常利用公共政策，去保护、满足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同时抑制、削弱甚至打击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并通过政策作用去调整利益关系，在原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利益结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政策的本质应该是政府对社会利益实行的权威性分配。因此，我们主张可以在戴维·伊斯顿对公共政策的定义中，把“价值分配”改为“利益分配”。

（三）利益分配的基础及其动态性

公共政策确实有分配利益的功能，但这种利益分配的基础是社会利益的增进。如果仿照经济学的语言做一个类比，分配社会利益是分蛋糕，而这种分蛋糕的基础就是做蛋糕。所以公共政策的实质之一是如何增进社会利益。人们既会关心分配前的状况，也会关心分配后的结果，以及若干其他的分配以外的问题。

分配利益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增进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分配的基础是选择利益和整合利益；分配的关键是利益落实。在社会利益中，由利益选择到利益整合，由利益分配到利益落实，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公共政策的过程取向，是与这种利益取向完全一致的。

（1）利益选择。政府对利益的分配，不是任意的、无的放矢的。作为公共权力的占有者，政府把利益分配给谁，首先源于政治统治的目的。在阶级社会里，无论何种社会、何种政府，它们所制定的公共政策，都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因此，政府要选择那些与政府的价值取向一致的社会群体作为分配对象，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其政策从根本上讲自然是为少数剥削者的利益而制定的，它与剥削阶级的价值取向一致。而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要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2）利益整合。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所谓社会是为获取共同利益组成的协同事业体，因而各社会成员在通过建立社会及其相互协作以增加利益时，具有互相一致的利害关系。至于社会总体所获得的利益，如何向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分配，却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在利害关系上相互对立的态势。所以政府在向社会各成员分配利益时，除了要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政府利益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到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利益相关性。

政策本身所反映的利益关系，是通过社会问题表现出来的。在社会上，人们已获得的利益和想要得到的利益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因而由利益差距所形成的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组织利益的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为解决由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政策制定者会制定出不同的政策，引导持有不同利益的相关组织和个人采取不同的行为。

与社会利益紧密相关的公共政策，是要提供一种普遍遵循，或者至少相关人员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规范人们在追求利益时所出现的矛盾或冲突中的行为。政府必须综合地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可简称为“利益整合”。利益整合建立在利益选择的基础之上，前者既是后者的逻辑结果，又是实现结果，而且往往是两种结果的有机统一。

利益整合，除体现在政治行为与普通准则上，还体现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上。在现实社会中，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多元化的。政策既要反映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又要兼顾保护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政策的作用，是要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排除那些消极因素，把各种利益矛盾尽量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中，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3）利益分配。不少人认为，政策是一种资源，谁得到了政策，谁就拥有了一定资源。实际上，公共政策本身并不是资源，而是由于政策实施后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满足，这意味着政策起到了向社会有关成员分配利益的功能。对不同的政策对象来说，公共政策所分配的利益，往往对一些人是直接的，而对另一些人是间接的。一般来说，人们从政策那里所得到的好处，从程度上看是不等的。比如，获得减免税政策的企业，是直接利益的获得者，而与这些企业产、供、销相关的其他组织与个人，很可能是这一政策的间接获益者。

利益分配的结果既能使部分人获得利益，也可以使部分人失去利益。比如，物价政策就经常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谋取合理的平衡。它们有时会削弱生产者的利益，有时则抑制消费者的利益。但公共政策的最大特点之一，即总是要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利益。

（4）利益落实。政策分配利益，满足一部分利益群体的合理要求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利益群体能否按照政策规定的目标，获得应有的利益，这不仅是相关的利益群体关心的事，更应该是政府关心的事。政府的政策主体地位，需要它们主动地把政策内容贯彻到实践中去，产生应有的政策效果，即从本质上讲，使得分配的利益到位。

比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中央、国务院曾多次制定了相关政策，三令五申地指出：严禁向农民乱摊派、乱收费、乱集资以及发生“打白条”等现象。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仍然十分沉重，农民的实际利益受到了严重侵犯，使得他们产生了“被剥夺感”。很显然，中央政策是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的，但政策不能有效地落实，就意味着农民没有从中央政策中获得利益。

（四）增进社会利益

人们按照戴维·伊斯顿“分配”的思路理解公共政策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如同经济学所讲的那样，仅讲分蛋糕不行，还要做蛋糕。公共政策不仅要分配利益，更要增进全社会的利益。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影响，“中国经济已走到崩溃的边缘”。为了恢复经济，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出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其目的主要不是表现在利益的分配上，更多的是为了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增进全社会的利益与效率有关，分配全社会的利益则更体现在公平上。

（五） 公共政策的本质

我们认为，在对公共政策本质的理解上，应突出以下内容：①要实实在在地增进社会利益；②对全社会的利益进行分配；③基于多种利益关系的有选择的利益分配；④通过整合各种利益矛盾后的利益分配；⑤要在实践中得到兑现的利益分配；⑥要在增进社会利益中突出效率，在分配社会利益中突出公平。

   2、试述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历程。

公共行政学家列夫林（Rivlin）指出，政策科学运动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乃至美国社会发生的一场无声的革命。公共政策科学在西方经历了创建、形成、自我批判反思和拓展新的研究方向等几个阶段。

（一）创建阶段

“政策科学”一词是由哈罗德•拉斯韦尔和丹尼尔•勒纳在1951年出版的《政策科学：近来在范畴和方法上的发展》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该书对政策科学的基本范畴与方法等内容做出了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的基础。政策研究从此就建立在科学之上，并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

公共政策学的创建和两次政策争论及一次学术讨论会有关。两次政策争论，一次是“罗斯福新政”的政策争论，另一次是由奥本海默事件引发的原子能政策争论。一次学术会议是指“关于国际关系的革命性、发展性学术讨论会”。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美国公共政策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通过拉斯韦尔概括的公共政策学的六大规定性中体现出来。形成了以这六大规定性为特征的公共政策学的第一个范式，即第一个发展形态。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将它称作第一个分水岭。拉斯韦尔这一代人对公共政策学的理解中有许多科学、合理的方面，如对民主主义和理论实证主义的合理性的赞赏、公共政策学的跨学科性、充分的时空观念的必要性、发展观念的重要性、政府官员应参与公共政策的深信研究等，这些对公共政策学的健康成长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行为主义事实上在美国的社会科学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各门学科都普遍接受了行为主义，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完全取代了规范的、理性的研究传统。在这种背景下，拉斯韦尔等人创立的公共政策学完全浸染了行为主义的色彩。他们过分看重自然科学的方法，将这种方法等同于理性。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对行为进行量化处理，用数据说话。人们在进行政策分析时，不考虑伦理价值，使公共政策游离于价值判断之外。而且，这一时期的公共政策研究也是与经济学相联结的。这一时期或这种范式的公共政策学，只重视自然科学，只有枯燥的数字，因而是一门“冰冷”“生硬”的学科。

（二）形成时期

西方公共政策学进入正式形成阶段的标志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教授叶海卡·德洛尔（Yehezhe Dror）在1968年至1971年旅居美国期间，写出了被称为公共政策科学“三部曲”的《重新审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1968）、《政策科学探索》（1971）、《政策科学构想》（1971）。

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的运用已经在一定的社会层面上得到了推广，政府在更为复杂的经济运行中的干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同时，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公共社会问题增多。所有这些一方面要求政府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来引导社会发展；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将合理、科学的政策有效地付诸实施。显然，原有的公共政策范式已经不能适应这种需要了。

德罗尔批判了行为主义对公共政策学的妨碍。他指出行为主义具有以下几个弱点：不具备严格区分个别行为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片面地接受所谓均衡概念；回避了复杂而生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戒规等伦理道德问题；容易陷于完美主义的泥潭。德罗尔指出，行为科学应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理论行为科学，另一类是应用行为科学，以往的公共政策学过于强调应用行为科学，忽视了纯理论行为科学。

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前期出现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超前倾向”，在70年代中期则出现了“趋后倾向”。政策咨询固然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必要的信息，但是公共政策决不仅仅是信息获取筛选与理论设计的结果，政治与行政方面的公共政策涉及政党、行政机构、利益集团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一项公共决策往往是各种利益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因此要研究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就必须考虑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与完善。另一方面，一项好的公共政策仅仅制定出来是不够的，还需要去说服和组织贯彻。因此，公共政策的重要一环在于将制定出来的政策进行推行和实施。这样，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就转向于对整个政策的生命周期进行探讨。

德洛尔面对崩溃的公共政策学，勇敢地进行了重建工作。他认为应当批判行为主义，对整个政策科学的基础进行建设。他主张对制定政策的系统加以研究，并提出了构建总体政策即制定政策的若干设想。这有力地推动了政策科学的发展。这是公共政策学的第二个范式，即“第二个分水岭”。

（三）自我批判时期

拉斯韦尔、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研究范式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在70年代之后的发展中碰到一些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政策科学当作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造成了在科学共同体中建立共识的困难，包括在划定范围边界、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和形成特有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困难；二是政策科学为自己确立的目标过于宏伟，难以在短时间内突破，而且它抽象地大谈改善全人类公共决策系统、端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却回避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三是拉斯韦尔和德洛尔所确立的政策科学范式过分注重政策制定的研究，对政策过程的其他环节关注较少。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政策科学的持续发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仍然未能得到解决。1986年，德洛尔在其新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中，探讨了政策科学在近二三十年来的发展，提出了政策科学需要在十四个方面加以突破。

第一，加强政策价值观或公共政策与伦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政策科学可以说是对一般选择理论的研究，而选择则以价值作为基础。因此，价值、伦理问题在政策科学及政策分析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以至于有的学者如威廉·邓恩 （William Dunn）称公共政策学为应用伦理学。

第二，加强政策效率和比较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在政策效率方面，西方学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就政策的效率去考究效率，而是从两个更为深入的角度去研究政策效率问题。一个角度是从公共政策产生与运行及其生态方面去考究效率，尤其是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研究。另一个角度是从公共政策的比较中研究效率。这种政策的比较，不仅是就一个国家内部各项政策而言的，而且还对国家间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另一个角度是从公共政策产生与运行的生态方面去考究政策的效率，深入探讨一项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政治环境、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

第三，开展政策信息多元化方面的研究，强调政策学家与政治家合作。西方学者认识到政策研究在提供分析技术，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政策研究只能促成政策的形成，但不能取代政策的决定。因此，政策科学家不应再自认为是政策方案的设计者，他的主要任务是要从诸如立法机关、联邦机关、州政府、地方政府、政党、宣传团体、法院等与政策制定和执行有关联的政策利害人那里获取政策信息；政策科学家的主要任务也不再是协助决策者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而是要在许多不同的政策利害人中，取得共识，制定出能够平衡不同观点和意见的满意政策。与此同时，政策学家认识到过去过分强调科学家和政治家各自拥有一套分离的价值标准与规范及政策科学采取中立的、远离政治的立场是不合理的。相反，政策学家应当在政治领域中发展政策科学规范，政策分析家应当与追逐权力的政治家合作，融入到政策制定过程之中，与政策制定者成为知识上的伙伴。

（四）拓展新的研究方向时期 

 20世纪90年代，西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两种趋势。一种趋势是对原有的研究主题进行深化；另一种趋势是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关于对原有主题的深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另一个问题是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关于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增强公共政策的应用性；二是加强理性意识形态，由传统的政策决策研究转向政策调查研究。在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方面，公共政策学家将研究的兴趣转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电脑犯罪、信息政策、试管婴儿、温室效应等。因为这些新的社会公共问题既是对人类的挑战，也是对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战。不少研究者感到单靠以往的纯客观研究方法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采取以后实证主义为主体的主观研究方法。

以往公共政策学家过于重视以经济与技术理性为主体的政策抉择研究；总是强调如何使“利益最大、损失最小”，强调如何依据政策制定者的偏好，排列方案的优先顺序。这种研究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已暴露出弊端。许多政策学者转向政策调查研究。他们认为不存在一个最佳的即能为社会全体大众接纳的政策。所谓好政策就是具有法律正当性的政策。为此，就必须通过政策调查、政策辩论获得合理性，并由此确定出是否接受某项政策的前提条件。

从时间（纵向）上来看，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创建—形成—批判—拓展的道路。从空间（横向）上来看，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学科化—组织化—产业化的道路。

公共政策的学科化，表现在从20世纪70代起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了政策科学、政策分析等专业，与政策科学相关的课程相继开放，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学人才。

公共政策的组织化是学科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组织保证。政策科学的组织化，表现在各国的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政策研究组织（PSO）应运而生。组织化的范围也包含各种形式，如地区性的、国家性的、洲际性和国际性的。组织化的研究方向也各有不同，有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有首脑参谋智囊，有政府决策思想库，有专门的政策审核程序机构，有政策评估监测中心等。

公共政策的产业化是公共政策学科化和组织化的必然结果。它表现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一支以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为职业的队伍。这支队伍在政府内外、各行各业都发挥着分析、评估、咨询、决策的作用。这支队伍或是以各种组织的名义承接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委托人的政策分析项目，或是以政策研究组织与个人的身份受聘于政府、公司、国际组织和企业集团。政府本身由于控制与监督职能的需要也设立了官方的政策研究、政策分析、政策评估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