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开网《社会医学》第二章 第二节 医学模式的转变

医学模式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是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及人类对健康需求的不断变化而发展的。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产生不同的医学模式，每种医学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充实和完善的过程，即使新的医学模式取得支配地位，旧的医学模式也不会即刻消失，仍会继续发挥作用。巴普洛夫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与疾病做斗争的历史。医学模式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

神灵主义医学模式（Spiritualism Medical Model）是一种原始的医学模式，但在当今的某些地区或某些人群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神灵主义医学模式从本质上说是荒诞的，既未揭示人体疾病的本质，也未给人们提供医治疾病的科学方法，但从人类医学模式演进历史过程上看，还是具有一定历史作用的。

基于这种“医学理论”，人们对健康的保护和疾病的防治主要采取占卜、祭祀、祈祷等方式，巫医在疾病的诊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自然哲学医学模式（Natural Philosophical Medical Model）是运用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解释健康和疾病现象，把哲学思想与医疗实践联系起来，以直观的自然因素现象说明生理病理过程的一种医学模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宏观世界和宇宙万物有了初步的观察和认识，产生了粗浅的理论概括，出现了朴素辩证的整体医学观。中国古代医学便有了阴阳五行的病理学说和外因“六淫”、内因“七情”等病因学说。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40-480年）和阿尔克迈翁（Alcmaeom，公元前500年左右）都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医学家。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主张元素是一切存在的根源，生命由土、气、火、水四种元素组成，四元素与冷、热、干、湿四种物质配合成四种体液，即血液、黄疸、黑疸和痰。四种体液的协调与平衡决定了人体的体质和健康。

机械论医学模式（Mechanistic Medical Model）是基于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以机械运动的原理解释一切生命现象的医学观和方法论。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出现了一大批献身于科学的人，他们倡导用实验、归纳和数学的方法对自然进行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商业繁荣和工业革命，为近代科学和医学的诞生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这个时期的哲学实质上已是唯物主义哲学。

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培根（Bacon，1561-1626年）认为新时代的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观察和实验基础上，只有观察和实验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提出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的观点。培根主张医生应放弃一切庸俗的观点面向大自然，将医学任务分为三个方面，即保持健康、治疗疾病和延长寿命，倡导研究解剖学和病理解剖学，强调关注医学理论。在实验思想的影响下，机械学与物理学有了很大进步。机械用于生产，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促进了人类思维的发展。当时盛行以机械运动来解释一切生命现象的观点，如把人体看成是由许多零件组成的复杂机器，心脏是水泵、上肢活动是杠杆活动、饮食是补充燃料、大脑如操纵盘等。

法国杰出的哲学家、生理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年）主张对事物进行考察分析，重视逻辑推理，尤其倡导演绎法和数学法。他认为“生物体只不过是精密的机器零件”，撰写了《动物是机器》，将动物和人体看作是具备多种生理功能的自动机器，心脏是一部制热机，肺脏是冷却器，并用机械的原理解释人体的功能。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拉美特利（LaMettrie，1709-1751年）撰写了《人是机器》，提出人是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疾病是机器出现故障和失灵，因此需要修补和完善。这两本书是机械论医学模式的代表作，把机体一切复杂运动简单地归纳为物理化学变化，甚至连思维活动也认为是一种机械运动。认为人体“是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疾病是机器某部分故障失灵，需修补完善”。

在机械论医学模式影响下的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都局限在用机械论的知识来解释生命活动是机械运动，保护健康就是保护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需要医生对其进行修补，从而忽视了人类机体生命的生物复杂性以及社会复杂性，产生对人体观察的片面性与机械性。

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是基于生物科学认识健康与疾病，反映病因、宿主和自然环境三者内在规律联系的医学观和方法论。

生物医学模式是1910年由Flexner提出的，他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可以找出特定的生理或病理变化，医生根据患者的症状，经过实验检查，对疾病做出诊断。再根据疾病的病理、生理转机，给予适当治疗的全过程。19世纪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促使欧洲大部分国家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等一系列重要发现，促成了新的科学革命，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逐步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为医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思维，使医学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奠定了现代医学发展的基础。

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推进了城市化，同时也带来了传染病的蔓延。19世纪 40年代霍乱、伤寒大流行，促使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和德国细菌学家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年）在细菌学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使人们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深入到细胞水平，揭示出传染性疾病的真正原因，奠定了疾病的细菌学病因理论。在同急性传染病抗争过程中，人们逐步掌握其流行规律，认识了特异性病原体，形成了单因单果的疾病与病因关系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传染病为主的疾病谱的“流行病学三角模型”，认为健康就是要维持宿主、环境和病原体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平衡破坏就会生病。

生物医学推动了整个医学由经验时代迈向实验时代，促使了对人体生理活动及疾病的定量研究，为解决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一些重大难题奠定了科学基础。生物医学模式有两个主要的观点为二元论和还原论。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生物医学模式对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现在，生物医学模式还是医学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思维方式，成为大多数专科医生处理其领域内医学问题的基本方法。但随着疾病谱和死因谱的转变，受二元论和还原论的影响，生物医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因此，生物医学模式对某些疾病的心理社会病因、疾病引起的各种身心不适以及生物学与行为科学的相关性已无法解释，对解决慢性病病人的心身疾患和生活质量降低等问题更是束手无策。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已难以适应医学的发展和人类健康观念的转变，医学发展期待着更完善的医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