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二 疑难解答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于1853年冬颁布了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内容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也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的社会理想和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领导者希望通过施行这个制度，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迅速席卷全国。《天朝田亩制度》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并超越了以往农民战争“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将千百年来农民渴望土地的愿望和建立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理想系统化、纲领化和制度化，既是这次运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农民革命纲领。但《天朝田亩制度》是在小生产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加之太平天国还在战争中，《天朝田亩制度》的土地方案从未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

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发展方案。1859年，洪仁玎制定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施政性质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欲对中国社会上层建筑进行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政新篇》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直接产物，又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未能付诸实施。但它毕竟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为之后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政权的封建化和腐败化。农民阶级可以暂时建立劳动者的政权，但最终会演变为封建专制政权。太平天国建都后，诸王都追求封建特权和享乐生活。在天京大兴土木，建造各种规格的如“天王府”、“东王府”等豪华宅邸，排场阵势超过封建帝王。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政权领导者思想蜕化，相互争权夺利。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关系组建疏离，诸王之间更是“彼此暌隔，猜忌日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最后由争权夺利发展到自相残杀。“天京事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天京事变严重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瓦解了领导集体，大批中坚领导和老将士被杀，元气大伤，成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自相残杀破坏了大好局面。

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的局限性以及政策的失误。《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土地纲领，要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逆历史而动，不准搞商品经济。同时，由于纲领是绝对平均，不管你生产多少都是平均分配，所以就难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实际上是不可能推行的。洪仁矸《资政新篇》虽提出了一个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建设方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无法实行的。其中恰恰忽略了中国社会发展最关键，也是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政策上还一度要取消商业；另外太平天国男女分营，一个家庭不能在一起生活，王者则可有后妃宫女。

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但到后来宗教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了。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吸收了基督教原始的平等思想，在运动初期产生过积极的号召、鼓动作用，但其毕竟不是科学的理论，而是依靠迷信和天命思想等来动员群众的。如洪秀全的“天兄传言”、杨秀清的“天父传言”，上帝附其身而说话。天京被围，粮食困难，军队减少，洪秀全却说，我的天兵多如水，天主会降甘露给我们吃。迷信不可能调动将士的斗志，反而带来了危害。另外，对外国侵略者一开始也因其信上帝称其为“洋兄洋弟”，对侵略者缺乏理性认识和必要的警惕性。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是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的阶级，但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工业，为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也就是说，洋务派企图用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持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它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中发展起来的。洋务派既要发展近代工业，却又要采取垄断、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这种情况下，中国是根本搞不了近代化的。（所谓近代化，即是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

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而洋务派官员却企图依赖外国，结果洋务企业无力与外国资本竞争。他们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力图通过妥协来避免战争，终于导致北洋水师的覆灭。事实上，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难以通过单纯发展技术来使国家富强起来的。

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仍是封建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等质量低下。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其管理也是由政府“转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折。且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徇私舞弊、贪污盗窃、浪费挥霍等官场恶习。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而没有先进的思想、知识和人才，不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是搞不了近代化的。

新旧势力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顽固派掌握了几乎所有权力，集合在慈禧周围形成强大的后党，拼命维护既得利益，尤其是统治阶级核心集团、大官僚阶层的利益。改革总是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改革官制，有些衙门和官吏就要被裁撤。这些官吏就极力反对。绿营要裁掉，其官兵也就极力反对。废八股，儒士就极力反对，要杀康梁，以谢天下。旗人本由国家供养，绝少生财之道，要让他自谋生计，就等于断其生路，当然要群起攻之。光绪撤了6个礼部尚书侍郎，帝后矛盾激化。再者，变法缺乏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相当狭窄，其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维新派核心和帝党官员，都是些御使、翰林，没有实权。而他们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唯一可依靠的也是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既无军队，也无财政，既无严密的组织，更不去发动群众，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第一，不敢否定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刚刚诞生，经济力量软弱，社会基础狭小，主要以维新人士为其政治代言人，反映其主张和要求。而维新人士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主张通过温和、改良的手段和渐变、缓变的步骤，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逐步实现君主立宪。经济上，他们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却不敢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这就不可能发动广大的农民参与变法。思想文化上，他们提倡学习西学，却仍要抬出封建思想权威孔子，借古代圣贤之名。为改革制造舆论，托孔改革，“托古改制”，并无勇气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第二，对列强抱有幻想，依赖列强的“支持”。他们虽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却又幻想能够得到列强对中国变法维新的“支持”。他们尖锐揭露沙俄侵华的恶行，却幻想依靠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御沙俄。有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来华担任维新顾问。落入虎口还引狼入室。列强表面上同情，实质上都想乘机扩大在华势力，寻找代理人。日本是为了报沙俄“还辽”之仇。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持，结果全都落空。豺狼总惦记着虎口里的羔羊。

第三，害怕人民群众。维新派很多人仍属于封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害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更害怕人民革命。康有为多次上书，反复提醒光绪皇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强调“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不变法，就有可能再现“金田之役”，使统治者们“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他们既害怕人民，更害怕革命，既没有人民力量为后盾，又没有实权实力，特别是没有军队，所以打算依靠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末了反被出卖。谭嗣同就义前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而这“回天之力”正存在于他们所害怕的民众之中。

第四，急于求成和策略上失误。康有为曾对光绪皇帝说，西方变法经历了三百年，日本明治维新经历了三十年，中国有你这样英明的君主三年就能成功。一方面夸大皇权力量而估计变法过于乐观，另一方面急于求成而不顾国情实际。策略上又不去争取同盟军，孤军奋战。最后，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唤醒一部分志士放弃了改良的主张，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章太炎、吴玉章回忆时都谈到这一点。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只是昙花一现，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争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