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二 案例4 公车上书
四案例4：公车上书
1895年3月18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正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李鸿章赴日乞和之时。21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前二日，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起初各省举人自为单位，分别向都察院提出要求。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广东、湖南领先，别省继之。数日之内，书呈纷飞，“章满察院，衣冠塞途”，举人们甚至“围其长官之车”，情绪激昂。台湾省举人更是捶胸顿足，垂泪请命，强烈反对割让台湾。而清政府竟毫不理睬。于是，康有为又倡仪18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众人即推举康起草。康有为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用一昼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长达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亦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文贯中西，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上书首先强烈反对割让台湾，指出割台湾给日本是“弃台民”、“散天下”，会造成“民心先离”，中国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又反对议和，认为言和是“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故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提出了他的全部变法维新主张: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要求光绪帝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于日本，皇上应特下明诏，深刻反省，承担责任，以便激励国人，同雪国耻，鼓舞将士，慷慨效死。二下“明罚之诏”，对那些主和辱国、大僚尸位、无补时艰的昏庸大臣;阵战不力、闻风溃逃、克扣军饷的贪鄙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卖国使臣;守御无备、调度非人的大小疆吏，应区别情况，给以处罚，重者处死，轻者革职，以蔽其辜。而对那些有功绩的将帅疆吏，则予以奖赏。三下“求才之诏”，建议光绪帝应悬赏求贤，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应令中央、地方各级官吏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引见擢用。三诏一下，赏罚既明，天下士气必大受鼓舞，则可上下一心，以赴国家之急。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京师近海，容易为外国侵略者所胁制，而今旅顺、威海卫已为日军攻占，京师屏障全失，建议迅速迁都西安，使日本失其胁制之术，则不必割地，也能达成和议，即使和议不成，我大军云集都畿，扼守潼关、函谷关之险，亦可言战。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中国所以屡战屡败，将衰兵弱、武器落后是重要原因，所以主张训练重兵，尤其强调选将和购械。选将应注意挑选年少力壮、出身卑贱者，肯为国家效力;而不用那些精力衰竭、暮气沉沉的老将。建议令各地绅士举办团练，并令州县各荐一位慷慨知兵之士，十中挑一，则必能选拔出优秀将才，为国家所用。购械则需选拔精于制造技术、又能廉洁奉公的人，向外国购买近代化枪炮，使“器械精利，有恃无恐”。康认为只要有精兵猛将，再配以精锐武器，即可强天下之势，对外能稳操胜券。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认为以上三者，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惟有“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他发挥变易的哲学思想，指出清朝制度沿袭明制，已经数百年之久，而“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他向光绪帝建议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清朝应更新百度，再不能率由旧章了。如何变法?他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三项建议。
《公车上书》脱稿后，于四月初七、初八、初九连续三天在北京宣武城南松筠庵之谏草堂，集18省1300名举人传观讨论，并预定抢在《马关条约》换约(四月十四日)前4天，即四月初十去都察院投递。初九，不少举人听到清政府已批准和约的消息，于是“群议涣散”，“取回知单者”凡数百人。所以，初参加松筠庵集会者虽有1300名举人，最后《公车上书记》附录的题名录里仅存603名，而上书亦未能送达都察院。
二问题：
1、康有为等推行维新变法运动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
2、如何评价“公车上书”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三解析：
历史上所说的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千余 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4月17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即《马关条约》。此条约内容主要有：清政府从朝鲜半岛撤军并承认朝鲜的“自主独立”；清政府不再是朝鲜之宗主国；清政府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清政府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清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彼此的最惠国待遇。《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公车上书”表明了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地历史责任感。“公车上书”的直接目的――阻签《马关条约》――虽未达到，但在封建专制时代，数以千计的爱国知识分子勇敢地冲破清政府“士人干政”的禁令，会集一堂，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这本身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伟业。而且，上书的内容经辗转传抄，在神州大地上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回响，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幕，预示着以后更大规模的群众性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
“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公车上书”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空间严重的情况下，提出的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政治纲领，企图在不推翻清朝旧政权的前提下，救亡图存，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此后康有为历次上书大抵不出《公车上书》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