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二 案例5 戊戌政变
五案例5：戊戌政变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推行新政。但朝中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势力相当强大。6月15日慈禧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逐步升级，愈演愈烈，朝中局势剑拔弩张，而血腥政变一触即发。
9月初，直隶总督荣禄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光绪帝想开懋勤殿并设顾问官，命谭嗣同拟旨，决定自己在9月13号这一天亲自去颐和园请示慈禧。可到了13号这一天，众臣都在等待皇帝的诏书，而诏书却迟迟没有下达，这更说明慈禧与光绪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9月14号，光绪帝召见杨锐，并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康有为与谭嗣同等见到密诏后抱头痛哭，可是光绪只是个傀儡皇帝，手里没有一点权力，所以康有为这些人干着急没有办法。
当时朝中的所有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曾长期驻兵朝鲜，知道国内外的形式，也主张变法，于是，谭嗣同以及其恳切的言辞密奏光绪，要拉拢袁世凯，给他一些恩惠，这样一旦情况有变，袁世凯可能会是勤王保驾之臣。9月16号，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加封他侍郎之职，命其专办练兵事务。17号再次召见了他。
9月18号这天夜里，谭嗣同亲自去袁世凯所居住的法华寺见他，劝其兵围颐和园。袁世凯却连夜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当即下令封锁进京的重要道路，没有他的命令不允许任何军队擅自进北京。荣禄还坐上专列连夜进京向慈禧太后告发。这天深夜，当慈禧知道这件事后，先是大惊失色，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平日一贯唯唯诺诺的光绪皇帝胆敢这样做。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几十年宫廷斗争冰刀雪剑的慈禧太后，立刻采取了行动。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到紫禁城，将光绪痛骂一番之后，把他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与此同时，她下令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3000军士在全城搜捕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见到伊藤博文，请他照会上海领事馆，搭救康有为。22到24号的三天时间里，谭嗣同还策划组织要救出光绪帝，可最后没有成功。
9月24号，梁启超见到谭嗣同，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谭嗣同不同意，梁启超再三劝说，谭嗣同也不应允。谭嗣同对梁启超说：“各国的变法，无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国从没听说过有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这大概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吧。如果是这样，我谭嗣同愿意做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第二天，谭嗣同被逮捕，在狱中，他在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号，慈禧太后下诏，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命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这6人即后人所说的”戊戌六君子”。这天，观斩的百姓达万人之多，谭嗣同面不改色，从容就义，这一年他年仅33岁。清朝政府随即又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废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二问题：
1、戊戌政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2、如何认识戊戌政变的历史意义？
3、为什么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三解析：
百年前的戊戌维新（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指1898年维新派通过光绪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也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的尝试。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协，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地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顽固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
戊戌政变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结束，导致晚清政局发生重大转折。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失败了。梁启超在此书第三篇《政变前记》中分析了政变的原因。他认为，“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太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太后与皇上长期格格不入，矛盾甚多，这是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改革受到了顽固派的百般阻挠。新政的改革由于冲击到一部分守旧人物的既得利益，因此 守旧派拼死反对，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重重阻力。
当然成功的变法，首先依赖于变法者握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权力，构成强有力的领导变法的核心，足以将变法法令有效地贯彻下去。但纵使变法在中央一层没有阻力，康、梁掌握了朝中实权，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变法法令亦难以顺利、有效地在全国推行，达到目的。变法成功与否，关键还取决于变法法令能在地方上切实贯彻实施。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拥有相当的权威足以使法令畅行于地方。这是各国政府推进现代化运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无论是西欧，还是俄国、德国、日本，当现代化启动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王权或中央政府。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然而，清季的朝廷，远没有具备这种权威。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也引起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新政诏书连篇颁发，然而，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讲新政的只有李端棻一人，地方督抚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比较得力。除此之外，各部堂官和各省督抚都观望、延宕、抵制，公开反对，拒不奉诏。形成“明诏但言其始，则彼必不竞其终”的局面。 维新派企图通过光绪打击、抑制守旧官僚的嚣张气焰，扶持推行新政的 督抚。然而，守旧大臣既然有握有实权的慈禧作后盾，那么，严惩、严斥的诏令又哪能吓退这些人呢？新旧势力的斗争在进行了几个回合之后，就进入了决战阶段，戊戌政变便是它的最后结局。
改革遇到的另一种阻力是守旧派的敷衍因循。晚清的封建 守旧派是一个没落的政治集团，他们推行因循守旧的政策。这种人对于改革、对于新事物必然反对，处处掣肘新政。在改革时期，他们必然成为新政的一大障碍。
梁启超在《政变前记》中指出，“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但除旧必有损于一部分官僚的利益，如裁减闲散衙门、裁减冗员的改革，使一批守旧官僚面临失去权势的可能，因此引起的震动也非同小可。这项改革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守旧官僚见诏书颁发，与维新派更是势不两立。他们采用种种手法破坏这项改革，或者造谣惑众，或者上书恫吓，极力阻挠新政。
改革还受到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受旧的习惯势力约束的人们往往容易受顽固派的驱使和煽动，成为被顽固派所利用的、人数庞大的力量。由此可见，反对维新改革的人群庞杂，势力相当强大，“而改革党人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之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 维新派势单力孤，他们没有军政实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只有一个傀儡皇帝，而这个皇帝连自己的地位也朝夕难保。这就决定了在新旧势力的交战中维新派必然失败。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一，它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19世纪末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而发动和领导的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为变法救亡而奔走呼号，他们的行动符合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它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成为中华民族全面走向觉醒的一座里程碑。第二，它是资产阶级学习西方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改革运动。变法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如政治上要求“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都符合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发展趋势。戊戌变法作为一场改革运动取得的成效很有限，但是它所提出的改革主题、改革措施，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它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猛烈地冲击了封建主义旧学，在思想领域起到了民主启蒙作用。戊戌变法是近代新文化的起点。文学 革命、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相继而起。它同时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和新闻出版产生了积极影响。戊戌变法还影响到社会风气和习俗的变迁。总之，变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它不仅是一次救亡运动、改革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中的一个发展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