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四 疑难解答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前后，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进入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以农村为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及时地将进攻的方向转向农村，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1928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社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30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
革命新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基础上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成果。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最后才得以正确回答。
在大革命失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党内普遍认为：中国革命应以城市为中心。中共中央要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因为，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来看，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革命成功的典型。从中国实践来看，辛亥革命是从大城市开始的。大革命也是以大城市为中心而波及全国的。
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中国国情况与俄国也不同；辛亥革命失败了，大革命也功亏一篑。而在大革命失败后敌我态势发生了更大变化。反革命武装到牙齿，革命缺少武装。因此，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除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部分由董郎率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最后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转入粤西北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证明：以城市为中心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既然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行不通，重走北伐道路又再无条件，那就只剩下一种选择：在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所使然。
依据八七会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中共中央在领导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占领一个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的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明确指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的信，认为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封锁城市，用广大农村的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取得胜利。这进一步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党的工作中心应当在农村的思想。毛泽东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把实事求是放在第一位。即“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井冈山斗争时期，不管革命战争如何频繁，斗争环境如何动荡，毛泽东都以惊人的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并集中群众的智慧，进行周密细致的探讨，从而得出符合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是由于他坚持了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因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根据客观历史所提出的要求与条件，逐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1927年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就提出了“上山”的思想。“上山”就是指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发起暴动和起义。八七会议上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瞿秋白曾提出让他留在中央工作，但他主动提出要到乡村、到山里去结交几个绿林朋友。是大量革命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理论的进一步概括奠定了基础。随着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他又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发布的第二个《土地法》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根据，在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
前一特点规定，其一，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群众。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广大的农村，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广大农村理所当然地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其二，国民党反动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广大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控制的地方。半殖民地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革命可以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首先开始并取得胜利。其三，半殖民地的中国城乡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问题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半殖民地的城市虽带有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乡村。因为，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而不在城市，所以，把广大的乡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就可以给以反革命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其四，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地方性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形成了军阀割据和统治集团的不统一的局面。这就为中国革命首先在农村得到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巨大缝隙。
后一特点规定，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使得共产党人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就在于：第一，他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善于进行理论的思考与概括，从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第二，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他认为，正确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否则，就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因此，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国情和经验教训。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判了教条主义，阐明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表现了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第三，毛泽东非常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对策，表现了一个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对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但其中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发布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从而保护中农的利益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农民已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即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环境中，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从而争取到了广大农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由于对国情复杂性和革命长期性缺乏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内开始滋长“左”的急躁情绪。
三次“左”倾错误。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中共领导人认为革命形势不是处于低潮，而是在不断高涨，因而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这次错误是受共产国际“左”倾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主要贯彻者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他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已进入高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其口号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次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要错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并将城市工人总暴动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最主要任务，还指令根据地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造成了农村更严重的阶级对立。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 “左”倾错误，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八七会议以后党内存在的浓厚“左”倾情绪始终没能得到认真清理。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第三，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共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占大多数，使整个党处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第四，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际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王明等人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以为只要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就可以指挥中国革命。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这样的口号。按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办事，就不能不在实践中碰壁。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曾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附和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并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再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针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严重失利，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