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专题三 案例2 “三只兔子”会北大
一案例2：“三只兔子”会北大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已经闻名遐迩。胡适曾说过一句俏皮话：“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 这“三只兔子”分别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因三人的个人属相都是兔子而得名。蔡元培生于同治丁卯年（1867年，公历1868年1月11日），陈独秀生于光绪己卯年（1879年10月9日），胡适生于光绪辛卯年（1891年12月17日），都是生在兔年，彼此之间相差12岁。
蔡元培是北大改革的领导人物，陈独秀与胡适则是其行政上和学术上的得力助手，他们三个是当时北京大学的灵魂。虽然当时的北大是他们共同的舞台，但由于各自的起点不同，步履不同，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他们相同的一点就是对中国文学、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社会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老兔子”蔡元培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革命教育事业，作为同盟会员他在任中华民国第一作教育总长时，就提出要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和世界观教育，进行全面教育培养一代“共和”新人。北大是蔡元培最后的舞台，1917年入主北大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拘一格选人才，各种思想流派竞相传播。—时间，北大成为大师云集的场所，“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北大从此不再平静，一跃成为当时的学术圣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进而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心。
“中兔子”陈独秀
陈独秀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毁誉参半.他曾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起了被誉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补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并抓住时机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可惜在国民革命时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以致毛泽东在“七大”上评价其“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党”，只可惜“晚年颓唐，浩叹由衷”。
“小兔子”胡适
胡适早年，国难频仍，戊戌变法的破产、八国联军的侵略，促使热血青年出于民族自爱自强的愿望，积极寻找救国之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时风靡全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作为自己的名字，以“适之”为字。胡适正是在北大这个舞台上走入人们的视野的。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9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曾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
二问题：
1、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2、为什么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特？
3、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三解析：
20世纪初期，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文化启蒙运动在神州大地兴起。这场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人权、自由为宗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的爱国救国热情，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方面，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直接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经过辛亥革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国民脑中缺乏民主共和意识，必须从文化思想上冲击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通过普及共和思想来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在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中，蔡元培是一位争议较少的人物，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被学界一致承认。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就曾这样说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为起点和中心阵地，以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与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与科学。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陈独秀勇猛地向封建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所写的《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文。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不仅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还主张推倒陈腐、雕琢、迂晦的旧文学,建设新鲜、平易、明了的新文学，从而使文学革命的旗帜更加鲜明。
“五四”以后的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